是否每当提及财富，你就会想到货币？二者之间，其实隔着“价值”。前者是价值的基础，后者是价值的映射。
正如有人预测，2035年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可投资资产规模将达400-600万亿；窃以为，此财富管理对应的是400-600万亿之价值而非货币。然而，人们对此无法甄别，且概念混淆。
尤其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相继爆发后，随着大量国家实施刺激性宏观政策，慢慢的变多的国家走上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大规模量化宽松或财政赤字货币化之路，让慢慢的变多的人对国家主权（法定）货币体系产生怀疑，“现代货币理论”（MMT）引发广泛关注与争论，也催生了比特币、以太币等网络内生的去中心（非主权）密码货币，以及与一篮子法定货币结构性挂钩的“超主权稳定币”（如Libra、eSDR）等多种“数字货币”新概念，央行（法定）数字货币也成为多国日益关切与竞争的热点问题。
这种状况反映出当今世界人们对“财富、价值、货币”的认知混乱，何谓财富与价值的内涵及外延？以及货币之裂变和升华？包括实体财富与货币财富的边界等等，亟需仔细研判、准确把握。
财富是能够很好的满足人们需求的各种资源，包括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其具体种类和内容不断丰富。需求包括生产需求和消费需求，以及投资理财的需求等，也在不断发展与提升。
财富是与需求相对应的，不能满足大家需求的东西，不能成为人类社会的财富。追求更多更丰富的财富属于人的天性，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就成为推动人们不断提高自身创造能力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最基础的动力。
财富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就表现为财富的价值。所以，价值并非主要取决于创造财富的劳动量，而是主要取决于人们对财富的需求程度。同样的东西，当其难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需求时，其价值就会不断扩大。但当其供过于求时，其价值就会不断萎缩，甚至完全失去价值成为废品。
要扩大单位财富的价值，最重要的就是要努力扩大财富的需求。需求扩大就会拉动生产和供应的扩大，推动经济增长；需求萎缩就会抑制生产和供应的发展，抑制经济增长。很好的了解和把握需求，通过产品创新或降低成本等主动引导和扩大需求（当然，需要抑制不合理与有害需求），能够按需生产和供应，提高生产效率，减少资源浪费，就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由于种种原因，不同地区、不同类别的人可能创造和拥有的财富也会不同，财富能够满足需求的程度也不同。在财富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人们要么不断改进生产方式、提高劳动效率、增加财富供给；要么对外进行掠夺，或者进行平等交换。其中，按照平等互利、自主自愿的原则进行财富交换，是促进社会分工、密切社会联系、提高财富价值、加强思想交流、推动生产消费以及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与文明进步非常重要的举措。
交换最早是从物物交换开始的，但由于不同物品所有者的交换需求以及其对物品价值的判断很难达成一致，就使得物物交换很难成功。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人们逐步发现，将一定范围内人们最为追崇、流动性最强的物品作为中介物，其他物品均通过这种中介物进行交换，就会大大提高交换成功率，于是，这种充当交换媒介的一般等价物就成为最原始的货币。
货币的出现与广泛应用，实际上是人们对财富与财富价值、价值度量达成了最广泛的共识，大大提高了交换的成功率，有力地推动交换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
财富交换的顺利实现，财富价值的充分发挥，不仅需要货币，还需要充分的产权保护以及配套的运行管理机制。由此，确定交易时间、地点的集市或市场就开始出现和持续不断的发展。随着交通通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交换交易的地域范围、交易品种、运行方式等不断扩展，从局部发展到全球化，从线下发展到线上。
财富交换越频繁，反映需求越旺盛，其价值就会越提高。没有交换，财富就可能只有使用价值，而失去交换价值。
而运行至今的现代经济中，货币惟有与财富分离，且从社会财富中脱离出来；或许才能厘清类似“货币寻锚”、“超主权世界货币”、“数字货币”等概念。
最初的货币，都是一定社会范围内最受欢迎但又不容易获得，不需要特别加工但又能区分出不同价值档次，品质比较稳定但又体积较小易于保管、携带和交换的自然实物，如特殊的贝壳、骨头、羽毛等。这一时期的货币属于“自然实物货币”。
随着交换交易的发展，自然实物货币存在的质量难以统一、价值难以标准化等问题逐步显现，难以满足交换交易发展的需要。此时，金银铜铁等金属铸造工艺的发展，以及它们当时作为稀有物品得到上流社会广泛追崇，使其成为货币的首选材料。为了提高货币运行效率，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为货币制定标准加以规范，明确货币的样式并要求标注质量、重量、铸造人（为货币保真负责）等，对货币造假做出惩罚规定，由此推动货币进入国家“规制化金属货币”阶段。
在不同金属货币的比较竞争过程中，黄金、白银成为全世界流行最广的货币材质。正因如此，马克思曾经强调：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就是金银。
规制化金属货币的出现和广泛流通，大大推动了交换交易和经济社会发展，又进一步提高了对货币供应与货币运行效率的要求。由于金属货币的供应高度受制于金属原材料的开采和加工，很容易造成货币的供应跟不上可交易财富增长的需求而引发严重的通货紧缩，而且大量金属货币的保管、运送的成本也很大，与交换交易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出现矛盾。
在长期实践过程中，人们逐步发现，在日常交易过程中，可以不必逐笔都进行金属货币的真实交付，而先由双方签署欠条（需要加密保真）进行交易，并在约定期限内对欠条进行金属货币的汇总交付。或者在一地以金属货币或货币金属换取等值欠条后，凭欠条到异地换取金属货币。这就大大减少了金属货币的实际使用和相关成本。在此基础上，人们发现实际上又可以用一些有信用的商家或钱庄出具的欠条直接对外转让支付，由此推动欠条逐步规范，出现了标明金额、出票人并有加密保真措施的纸质付款凭证，可以直接付款流通，也可以凭以向出票人兑换金属货币的日常替代货币，即“金属本位制纸币”。
纸币的出现和广泛流通，不仅进一步提高了货币运行的效率，降低了货币运行的成本，还使人们对货币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在纸币及其发行机构具有足够信用情况下，纸币可以超出金属货币适量多发，以满足社会上的货币需求，只要纸币发行人能够保证人们用纸币兑换金属货币的需要就行（在对纸币足够信任情况下，真正用纸币兑换金属货币的需求并不大）；货币真正重要的并非是其本身就具有实物价值，而是必须具备代表一定价值的信用，能够保持币值稳定并得到全社会最广泛的认可。这样，“货币天然就是金银”并非绝对真理不能突破，货币完全可能成为纯粹的价值单位或价值符号；货币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价值尺度与交换媒介，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要保持货币总量与财富规模相对应进而保持货币币值基本稳定。
由此，货币必须与财富相分离，完全从社会财富中脱离出来。曾经充当货币的金银则必须退出货币舞台，回归其作为社会财富的本源，其价值也需要用新的货币加以标示。最终，金属本位制被彻底摒弃，一国货币转化为以该国主权范围内、法律可以保护的可交易财富作为整体支撑的“信用货币”，也叫做“主权货币”或“法定货币”。
信用货币是国家信用，代表着对国家财富的求偿权，受到国家主权和法律保护，不再是中央银行等货币投放机构自身的信用或负债，也不是政府机构或财政部门自身的信用或负债。
货币从实物货币转化为信用货币，实现了货币发展史上的深刻裂变与质的升华，是货币发展的必然方向与重大成果，推动“货币价值论”被“货币数量论”所替代。
A，现在还在探索“货币寻锚”，将货币价值尺度锚定某一种或一类实物的想法都是背离信用货币本质、违背货币发展方向与发展逻辑的。不同货币之间的价值比较或兑换汇率，主要通过其对黄金的价格进行折算获得，但不代表货币必须锚定黄金。
B、再设想退回到实物货币，或者比照黄金原理设计出总量和阶段性新增量都严格限定，不能跟随可交易财富的增长灵活调节的比特币等去中心加密货币，都是货币理念上的倒退，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流通货币，只能是特殊的数字资产，可以进行投资，但其价格可能剧烈波动，存在很大风险。
C、在世界尚未实现一体化治理情况下，要与一篮子主权货币结构性挂钩打造和运行“超主权世界货币”是难以成功的。欧元并不是超主权货币，而是一种区域主权货币，欧元推出后，其成员国原来的主权货币必须完全退出，二者不能同时并存。
D、与单一主权货币等值挂钩的“网络稳定币”，只能是在一定网络社区或平台上运行的“代币”，不可能取代或颠覆主权货币。
F、国家主权（法定）货币也需要不断加深数字化进程，提高运行效率、降低运行成本、严密合规监控。所谓“数字货币”只能是主权货币的数字化智能化。
主要是购买原来充当货币的黄金、白银，以及作为国际硬通货的外汇等作为货币的价值储备物，据以确定货币币值、增强货币信誉，并保持货币传承性。由此投放的货币属于最严格意义上的“基础货币”，是整个货币体系的重要基础，非常重要，但又不是越多越好，否则，货币就会倒退回金本位制纸币或实物货币体系了。
即在社会主体需要新的货币时，以其已经拥有或将会拥有的可交易财富作为担保（能够变现并偿还借款本息）向货币投放机构借取货币。货币投放机构则主要通过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等方式借出货币。
这就将社会主体引入，与货币投放机构一道，共同对可交易社会财富的价值规模进行评估，根据全社会的货币需求投放货币，从而保证货币充分供应以及货币总量与社会财富的价值规模相对应，从根本上避免因货币不足而造成严重通货紧缩。
由此，货币投放机构借出货币就成为信用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成为信用货币体系最突出的特色以及信用货币充分供应的根本保障。
信用货币主要按照货币需求进行投放，而货币需求除受财富规模增长影响外，还受到财富供求关系的影响，具有很强的社会趋同性和经济顺周期性，财富的价格可能大幅涨落并造成货币投放在财富一般价值上下大幅波动，需要有效实施逆周期调节，努力保持物价指数与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由此就要形成一套货币政策运行体系。
脱离过程中，货币金融运行为代表的“虚拟经济”与以实体财富运行为代表的“实体经济”似乎并行不悖？其可持续性关乎货币财政政策之变革与协调。
信用货币的产生，使一国货币总量（货币财富）与可交易财富（实体财富）相互分离、双重存在，实体财富是价值的基础，货币是价值的映像，脱离实体财富货币将失去价值；一种财富灭失，其价值可能转移到新的财富上，保留在货币总量里。
其中，货币财富的流动性大大提高。比如，有人用货币买房子，直观看货币就流到房产上了，但实际上房款又会转为卖房者的存款（货币），货币总量并没有减少，卖方还可以继续使用货币购买其他财富或进行投资。所以，房子的流通停下来了，但货币的流通并没有停止。说房地产成为货币的“蓄水池”并不准确。
货币既可以伴随财富交易而逆向运行，也可以脱离财富交易独立运行并引导财富的配置。货币可以通过借贷、投融资行为以及股权或债权（资产证券化）交易直接转换所有权，并由此催生出独立的金融活动，通过货币所有权交易替代财富实物的直接交换，可以大大降低财富交换的成本，并使得股票投资人可以提前分享实体财富增长的价值，更好地规避财富价值变化的风险。这就进一步形成了以货币金融运行为代表的“虚拟经济”与以实体财富运行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相对分离、相互对应、相互影响，金融越来越活跃、对经济发展和财富分配影响越来越大的格局。
随着金融交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货币被分流到金融交易市场，表现为交易保证金存款、公募和私募基金等，进入虚拟经济领域。在货币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分流到金融交易市场的货币越多，保留在实体经济领域的货币就会越少，就可能造成通货紧缩与经济下行，进而迫使中央银行采取措施推动货币扩大投放，推动产能不断扩张，社会负债率逐步的提升，最终形成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局面。
在需求不足、经济下行阶段，企业和家庭部门往往不愿扩大负债以增加投资或消费，金融部门也不愿扩大信贷承担更大风险，就会迫使政府加大经济刺激和社会救助力度，央行则扩大量化宽松甚至直接购买政府债券，不断降低利率甚至实施负利率政策，但结果却往往是货币大量流入金融市场，大幅推高金融资产价格，而很难流入实体经济，形成超乎人们想象的中央银行“大规模放水”、金融领域“流动性泛滥”与实体经济“通货硬紧缩”并存的尴尬局面。
推动利率降低与货币贬值，会使社会财富无形之中从货币性资产持有者向扩大负债和投资、持有保值性资产的群体转移，从而有利于减少货币储蓄、扩大投资消费，促进经济社会稳定，使货币政策慢慢的变多地发挥财富重新分配的作用，而不是保持货币政策中性与货币币值稳定，这就使“货币政策财政化”不断增强，使“货币数量论”遭到“现代货币理论”的挑战。
当然，在经济下行情况下，扩大负债与投资也会承担更大的风险，投资失误可能承担的损失远超利率降低的收益，真正能够投资成功的人并不多。同时，持有流动性强的货币财富更加有助于及时作出调整投资结构以趋利避害，所以，实施刺激性宏观政策，最终是持有保值性资产和货币性资产越多的人群可能获得的收益越大，而缺乏保值性资产或货币性资产的群体则难以增加收益或摆脱生活困局（即使国家扩大社会救助开支，这类群体获得的货币通过消费支出还会转化为供应者的收入）。由此也会推动社会财富不断分化，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给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带来重大挑战，必须加大国家宏观调控力度。
可见，信用货币的出现、金融交易的发展、实体财富与货币财富的分化，给经济社会管理带来重大挑战，需要认真研究、精准把握，推动货币与财政的理论升华、政策变革与国际协调。
王永利，经济学博士，深圳海王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全药网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曾任中国银行副行长、执行董事，Swift首任中国大陆董事，乐视控股高级副总裁、乐视金融CEO，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对货币金融、财务会计、风险管理、外汇存底、人民币国际化、期货及衍生品、金融监督管理体系、互联网金融、数字币与区块链等，有深入研究，有着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造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