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2020年、2021年，2022年世界文学大师逝者的告别要温和许多，然而事情并没有因此而少几分残酷，乌克兰作家尤里·鲁夫（Yuriy Ruf）等为人类的野蛮与幽暗献出了生命。对于大部分中国读者来说，世界文学大师既遥远，又临近，我们和他们共享着相似的表达和思想，不同之处在于每个人及其所在社群的语境都各有不同，每个人对其“皈依”及理解也各有不同。通常来讲，世界文学大师都有一份自己的世界地图，他们在此地图上建造了属于自己的家园。随世界步入更平等的人文环境，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或好或坏掌握了一份自己的世界地图，这份世界地图并不来自虚空，世界文学大师的世界地图既及人又深刻，是人类的珍藏，也是我们的最佳“模范”。我相信，地图创造着地图，人改变着人，而所有这些美好的变异、乔装、神话、隐秘都存在于这片土地，这就是这一个故事最好的结束与开始。
出于同你纪念、总结、参考的需要，我从世界各地区、各语种的世界文学大师逝者中择取十位详细的介绍给读者：菲律宾殿堂级作家尚尼·扶西（Francisco Sionil José）、中国“无字”文学家张洁、巴西文学的伟大女性吉娅·法贡德斯·特莱斯（Lygia Fagundes Telles）、墨西哥圣“虎”爱德华·利萨尔德（Eduardo Lizalde）、加勒比最重要的“守望者”乔治·拉明（George Lamming）、以色列“国家一代”翘楚亚伯拉罕·耶霍舒亚（A. B. Yehoshua）、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戏剧导演之一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索马里语言大师·易卜拉欣·沃萨姆（Mohamed Ibrahim Warsame）、文学国王哈维尔·马里亚斯（Javier Marías）、“理想的欧洲人”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这十位作家有五位作家生于1920年代中后期，一位作家生于1910年代后期，两位作家生于1930年代后期，一位作家生于1940年代初期，一位作家生于1950年代初期。
这些作家大多成长于战后，属于战后一代。想想看，当作家步入自己充满了许多活力、快乐、可能性的二十多岁，世界正朝着更友好、正义、开放、联结的方向发展，而旧有的探索也赋予了他们诸多给养。可以想见，他们中的少数人踏上了一条充满艰险的创新之路，无论境遇如何、立场如何，他们通常更富有责任感，同时也更有悲观主义色彩。从结果来看，战后一代和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作家们存在着巨大的不同：首先，遗憾的是，他们并不是作为后来者出现的，他们更像是第一代人，比如他们将自己的视野扎根在世界范畴上而非本土范畴上；其次，他们虽然更加世界主义，但是也更加本土主义，更准确的词或许是在地性，这提醒我们，世界和本土，他者和自我应当保持一种良好的张力，既不能过度又不能疏离；最后，他们改变了经典文学的生产方式，创造出一套多机构、多标准、普世主义、反同质化的模式——这造成了两种后果：乐观的后果是，我们世界的文学变得如此丰富；悲观的后果是，某种有层次感和梯度性的文学世界消失了——也就是说，经典不再经典，但仍然作为经典使用。
这些作家大多更注重实践，也即不同语境下的具体尝试，无论是基于身份的，还是基于国族的，抑或是基于流派的，最次也是基于风格和主题的。而与此同时，世界文学分化了开来，潮流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个体性命运，殿堂已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开放的广场，也就是说诞生了一种新的先锋命题，即富集的、开放性的、相互融合的先锋，这就是我们今天已经十分熟悉的基于跨文化语境的先锋，我们已不再视其为先锋，大部分时候我们都视其为当代主义。理查·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在评价战后先锋戏剧时为咱们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情境，“今天的事件被记录、重演、仪式化以及再造，即便是阿尔托重现，他会被接受并置于适当的位置。无限的地平线所标志的新世纪的前景以及随之源源不尽的新事物已经被转化为一个全球温室，一个封闭的环境。我不同意鲍德瑞的一切都是假象的观点，但我们也并非生活在一个具有无穷的可能及原创性的世界。如果你要寻找历史类比的话，也许新希腊时期更准确。一种特别的欧美文化风格正在被扩展，赋予，并为世界各地许多人们主动的接受程度不同。这种风格将会以何种形态，以及其主要思想方式尚未清楚，然而它将是一个知识上及艺术上保守的年代。但并不代表反动与冷漠，也不是我谈到的无能的民主社会主义的那种保守。它是基于节省，回收，经济地使用资源的需要上的一种保守主义。它建立在多种高度的成就之上，这些成就包括迄今所积累的多种多样的经验，艺术作品，思想，情感和文本。”
菲律宾殿堂级作家尚尼·扶西在菲律宾马卡蒂市一家医疗中心接受血管成形术时逝世。尚尼于201年荣膺菲律宾国家文学艺术家，时任评委会主席为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在1980年代菲律宾专政政府倒台前，尚尼先后五次获帕兰卡纪念文学奖，贯穿了他的写作盛期。此外，尚尼还获得过拉蒙·麦格塞塞奖。尚尼于1958年年创立了菲利宾笔会，该笔会承办了2019年国际笔会大会。
尚尼最重要的作品是“罗萨莱斯传奇”（Rosales Saga），它由五部相关联的小说构成，但在尚尼的规划中原为四部曲。罗萨莱斯位于邦阿西楠省，是尚尼的故乡。传奇讲述了两个家庭几代人从西班牙殖民时期到费迪南德·马科斯的故事，聚焦于土地之爱与土地问题、社会正义与社会不平等、革命与暴乱、寡头政治等议题。传奇结束于一个消极的音符，因为在尚尼的心中，只有革命才能拯救这个可悲的国家。在“罗萨莱斯传奇”之Po·on的结尾，主人公伊斯塔克在得知自己将死前如此控诉道，“我没有建立过什么。那么，我为什么在这里？我遍寻深渊，却一无所见。只有责任、责任、责任。”尚尼坦诚，“罗萨莱斯传奇”深受威廉·福克纳、约翰·斯坦贝克、狄更斯的启发。尚尼认为，菲律宾是受创的文明：被西班牙人带去教堂时，菲律宾人发现了自己失去了土地；被美国人带去学院时，他们发现了自己失去了灵魂。尚尼的解决之道有几分特殊，他认为不应执着于指责殖民主义（它称之为一匹死马），而应从内心出发，寻找那种超越个人的爱。
在二战期间，尚尼就读于圣托马斯大学，教他的有作家帕兹·拉托雷纳，在校期间，尚尼参与过《圣大学报》。最后，尚尼选择了辍学。在青年时代，尚尼与上一代作家（年长他十余岁）接触频繁，比如S. P. 洛佩斯（S. P. Lopez）、莱奥波尔多·亚贝斯（Leopoldo Yabes）、费德里科·曼加哈斯（Federico Mangahas）、特奥多罗·兰桑（Teodoro Lansang），由此受益良多。在美国驻马尼拉大使馆现已解散的美国新闻署短暂工作过后，尚尼加入了《马尼拉时报》，为其服务了十年时间。1960年代初，尚尼迁到香港，编辑《亚洲》杂志。大约同一时间，尚尼和友人创办了《评论》季刊。尚尼于1964年在马尼拉创办了团结书店，并运营团结出版社，发行《团结月刊》，该书店可谓菲律宾人文福地。
尚尼直率得有几分刻薄，他会直言不讳地批评玛丽亚·安赫莉塔·雷萨（Maria Angelita Ressa）、何塞·加西亚·维拉（José GarcíaVilla），因此诋毁他的人众多。前些年，尚尼因批评华人而被指控为，他对Likhaan杂志澄清了这一点，他深深理解中国传统的优良所在。这不过是尚尼的一个侧面罢了，而他就像是伊洛卡诺人（Ilocano people）的堂吉诃德或者荷西·黎刹/柯黎萨。
中国作家张洁在女儿唐棣一家的陪伴下在纽约病逝。张洁于1985年因《沉重的翅膀》、2005年因《无字》两度获得矛盾文学奖。张洁于1989年获得马拉帕蒂国际文学奖，这是生于五四后的中国大陆作家较早获得的国际文学奖。1992年，张洁当选美国文学艺术院荣誉院士，全球仅75席，她同时得到了一张绿卡——张洁最终使用了它。
张洁最被误解的或许是爱的主题。读者大多认为，张洁在空白的历史中较早发出了爱情的啼，然而残酷的是，张洁无论对于爱情还是对于亲情似乎都并非温情，她冷酷，她自戮，但决不柔和，正如其母亲时时叮嘱她的，“张洁这个人刀子嘴、豆腐心，净得罪人。以后你们多劝劝她，让她说话注意点。”张洁对爱的感知完全渗透到她的写作中，读者或许以为其中有浪漫的一面，这浪漫的一面大抵还是停留在语言层面，最终来袭的还是悲凉，这是一种既无爱又无孤独的悲凉。《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正是对这种情绪和情感的终曲。她在哀诉，“我为你好、你为她好、她为她好……结果是事与愿违。这就是命！”时，袒露着她的绝望和筋疲力尽，尽管她从未充分体察到这一点。时人多以傲慢、刁钻“非议”她，可说是对她生命的耽误和欺辱。
张洁主要是生命的批判者，这在世界文学也属特例。1980年代初期，吴黛英认为，张洁的作品存在着“另一种更深刻的孤独，一种身处在人群中的无形的孤独。这些孤独者或者在熙熙攘攘的人世间孑然一身，以自己敏感的心灵感受着所处环境的冷漠和残忍，平庸和无聊，像《三根弦》中的史明道；或者，他们甚至是为了逃避这种环境的包围，才在孤独中寻找精神乐趣的，售票员田野就是这里面之一。也正是这种孤独，使他们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抵御了市侩气息的侵蚀，孤芳自赏，独善其身。”这是张洁的美好时期，1980年代后，她的爱就变成了“无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洁对评论家以为其女权主义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她回应道，“因为写过《方舟》，它又被西方列为中国第一部女性主义小说，所以出国访问期间，常常受到女权主义者的款待，不得不一次次被推上宣讲女权主义的讲台……每每上得讲台，首先声明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之所以写出《方舟》，不过出于作家的视点……女权主义运动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妇女解决某些问题，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女人的问题。女人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不单单是女人问题，它像就业、种族歧视、社会暴力、战争、饥饿、环保等等问题一样，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要靠全社会的根本进步来解决。”
如学者看来，张洁多借助小说传递历史的声音，然而除对新时期的召唤之外，还有一个尚未被广泛关注的体察，那就是她以及她所认为的同代人其矛盾、其对历史的暧昧态度、其对存在的回避。我们大家可以从其早期一篇小说发现这一点，“而在我们粗鄙的、没有教养的、玩世不恭的行为下所掩盖着的痛苦，是许多人都不容易理解和原谅的！”这种矛盾引发了痛苦，最终使一切消失得无踪无影。在“就此道别”画展中，张洁发言道，“我这辈子是连滚带爬、踉踉跄跄地走过来的，从少年时代起，当我刚能提动半桶水的时候，就得做一个男人，又得做一个女人，成长之后又要担负起做人的担子，真累得精疲力竭。”
和张洁的老去同时发生的还有那个熟悉的社会的消亡。张洁曾因一个写作计划寻访胡同旧居，但遗憾没有收获任何线索，她最终怒喝道，“我由此想到历史，想到考证。不过五十多年前的事，当事人的我就在这条死胡同“尽头”的弹丸之地，确认不了一个院子，那些几百、几千乃至上万、万万年的事，怎么就能确定如此、如此，这般、那般？”
1970年代末，张洁在其父董秋水之友骆宾基的劝勉和推动下，开始了文学创作。此前她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凭借其对世情的有力把控，张洁在几个时期都留下了与众不同的痕迹。张洁曾是中国笔会中心的早期成员（1982年加入），但中国笔会中心领导成员名单并没有张洁的名字。中国笔会中心成立于1980年4月，定位为群众性文学团体，但与国际笔会的关系并不亲密。
吉娅·法贡德斯·特莱斯（Lygia Fagundes Telles）：巴西文学的伟大女性
吉娅·法贡德斯·特莱斯因自然原因在圣保罗逝世，圣保罗州长罗德里古宣布该州哀悼三天。法贡德斯·特莱斯是巴西现代主义45年一代（Geração de 45）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随着她的逝世，巴西现代主义所有重要作家业已消殒，巴西现代主义正在画上句号——她本人并没那么现代主义。法贡德斯·特莱斯获得了所有巴西和葡萄牙语世界的文学和人文领域的重要荣誉，包括卡蒙斯奖、里约·布兰科指挥官勋章、巴西文学院院士。而圣保罗艺术评论家协会奖、哈布蒂图书奖记录下了她重要的创作节点和痕迹。生前，法贡德斯·特莱斯将自己看作是现代主义作家，并与若昂·吉马朗伊斯·罗萨、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鲁本-布拉加、达尔顿·特雷维桑并列。何塞·卡斯特罗称其为“巴西文学的伟大女性”，我想这与法贡德斯·特莱斯深受大众喜欢也有关。
法贡德斯·特莱斯是巴西和拉美世界较早从女性视角探究身份命题、社会问题的作家之一。她最重要的作品《女孩们》（As Meninas）透过三个天主教寄宿学校女孩利亚、安娜、罗蕾娜的目光探测了1970年代的巴西社会：利亚阅读马克思，参与罢工；安娜修习心理学，但成为了吸毒者；罗蕾娜喜欢诗歌，等一位已婚医生挽救自己。从这本书开始，法贡德斯·特莱斯开始赋予人物以自由，而她接管了这一切。而她最早的小说角色要么是好要么就是坏，还没有那种迷人的暧昧性，比如她第一本在高中时期自费出版的60页短篇小说就充满受辱的女性、有金子般心灵的孩子。
作家是世界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写作提供了爱与怜悯的桥梁——法贡德斯·特莱斯在回应《评论：美洲人文》时表示，作家很有限但他必要对抗无限，就像筋疲力尽的拳击手仍战斗着，作家所拥有的只是“一种欲望，一种关于荣耀和力量的本能，一种借助思想、文字而持存的意志”。法贡德斯·特莱斯的主题大多是普世的，疯狂、激情、恐惧；有评论人指出，法贡德斯·特莱斯和安·拉德克利夫式的哥特传统，比如恐怖、不可言说、性别间不平等的关系，存在着联系。虽然法贡德斯·特莱斯多聚焦于家庭，但是她的底色是社会主义者，她热衷于社会正义，参与发起1977年《巴西利亚千人宣言》，她的作品常直指社会痛处，比如《老鼠研讨会》批评了巴西的独裁政府。
创作是来探索失去的乐园，法贡德斯·特莱斯在由其子戈弗雷多·特莱斯·内图执导的纪录片中开宗明义。法贡德斯·特莱斯的主题大多是普世的，疯狂、激情、恐惧，她声明，文学是爱的行为，是拥抱读者，假如没有同伴的共鸣，文学将是空洞的。有评论人指出，法贡德斯·特莱斯和安·拉德克利夫式的哥特传统，比如恐怖、不可言说、性别间不平等的关系，存在着联系。她最早的文学教育包括詹姆斯·希尔顿、爱伦·坡、卡夫卡、威廉·福克纳、列夫·托尔斯泰。她还深受马查多·德·阿西斯影响，她曾与保罗·埃米利奥·萨勒斯·戈麦斯将其《沉默先生》改编成电影。
法贡德斯·特莱斯1918年生于巴西圣保罗。在她的家庭，检察官父亲是主导者，母亲不得不退出职业做家庭妇女，但这样的一种情况到法贡德斯·特莱斯高中时期就结束了，父母分居后，法贡德斯·特莱斯随母亲生活，陡然溺入“贫困”。正是在母亲的鼓励和影响下，她逐渐成长为女权主义者。
1930年代末、1940年代初，法贡德斯·特莱斯就读于圣保罗大学（，在这里她结识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玛里奥·德·安德拉德，希尔达·希尔斯特，以及支持她的盟友、未来的第二任“丈夫”——当时巴西不承认离婚——保罗·埃米利奥·萨勒斯·戈麦斯。
在那个年代，成为作家仍然是一件富有挑战的事，她必须有自己的谋生——正如保罗·埃米利奥·萨勒斯·戈麦斯所说，现代化只帮助了资产阶级——1991年前，法贡德斯·特莱斯主要在政府机构任职，1961年到1991年的三十年间在圣保罗州社会保障局任职。
最令我感动的是，法贡德斯·特莱斯在《评论：美洲人文》访谈结尾借用安东尼奥·坎迪多（António Candido）的话表明，和第一世界更重要的文学相比，巴西文学或许是弱的，或许是差的，但它正是巴西人要表达的，要揭示的。“如果我们不爱它，谁会爱呢？”法贡德斯·特莱斯说。
墨西哥最重要的诗人之一爱德华·利萨尔德在墨西哥城逝世。利萨尔德绰号老虎，因为他很多诗集都有标志性的老虎字眼，比如《老虎的记忆》《老虎，老虎！》《老虎卡扎》《其他老虎》。利萨尔德曾获墨西哥国家语言学和文学奖、加西亚·洛尔卡奖、卡洛斯·富恩特斯奖。利萨尔德于2006年成为墨西哥语言学院院士，位列十四号。利萨尔德于1996年到2019年担任墨西哥图书馆馆长。利萨尔德自认为是27一代的继承人——他和帕斯保持着类似师徒和友人的关系，但实际上属于45一代。
利萨尔德是早熟的读者和作者，他在青春期前的不同阶段阅读儒勒·凡尔纳、埃米利奥·萨尔加里，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埃米尔·左拉、洛佩斯·维拉德的作品。他的教育经历很丰富和多元，他先后就读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墨西哥国家美术研究所的高等音乐学校。
1948年，利萨尔德与恩里克·冈萨雷斯·罗霍·阿瑟和马尔科·安东尼奥·蒙特斯·德奥卡组建诗意主义小组，发起了诗意主义运动，旨在打击诗歌的语言的不精确性；他回忆录《一个失败者的自传》（Autobiografía de un fracaso）严厉批评了这场运动。大约十年后，他寻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发展出了口语化、讽刺性的风格，类似于同时代的杰拉尔多·德尼兹（Gerardo Deniz）、加布里埃尔·扎伊德（Gabriel Zaid）。对这个探索之路，他认为和经典作家或者专家的私人关系极为重要。
诗歌是定时炸弹，若它是重要的诗歌，它在之后的时间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历史上的伟大诗人总是“姗姗”出版流行，利萨尔德在生前的一个演讲中提到。比如墨西哥伟大诗人拉蒙·洛佩斯·贝拉尔德（Ramón López Velarde）生前就没有出版过任何诗集。
乔治·拉明在巴巴多斯首都布里奇顿逝世。拉明是西印度群岛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作家之一，是加勒比海战后殖民主义及其终结重要的见证人，也是世界文学历史上少见的在他乡/第一世界成就、又返归故乡/第三世界的作家之一。拉明于1957年荣获毛姆奖，2008年荣获加共体勋章。
拉明最重要的作品是《在我皮肤的城堡里》（In the Castle of My Skin）。拉明对小说文体的裁定在这部作品中有充分的表达，即注重形式、音乐感、戏剧性。《在我皮肤的城堡里》不向读者提供连贯的事件、清晰的情节、明确的因果、确凿的个人/叙述意识，多重注意力使得中心人物只好由社群、社区担任。对于拉明来说，《在我皮肤的城堡里》也充当了对本真之悲剧的唤起，即没有集中营和大屠杀的黑人一代如何在精神上遭受恐怖和自戕。恩古齐·瓦·提安哥在其中看到了他之于基库尤人和泛非主义者所要达成的事。
“奇怪，时间改变了我的邻居和我，有有神的部门也有无神的部落。可兑换的银子航行在大海上，我的人民像洪水来临时四散而去的云。部落和部落间发生着相似的贸易，这是部落间最大的贸易。每个人都有的卖。一个人正走向交易市场，有买家看着他的牙齿，有买家看着他的脚趾，以及在私密的夜晚为造物而生的隐物。银子从他手中扬起，买下的物什像一匣水果运走。在售的是非洲最好的产品，我和我邻居进行着一样的交换。”在《在我皮肤的城堡里》中，拉明借长老帕之口说道，“我与中间通道讲和，要去定居在海的那一边，白人称之为另一个世界的西部……我们换了一个没有价值的价格；我们是超越了任何价格的价值……”
拉明于1927年生于巴巴多斯的卡灵顿村。拉明凭借奖学金上了康伯米尔学校，巴巴多斯三所学校之一。在这里，拉明被其老师、《加勒比海文学》编辑弗兰克·科利摩尔引入文学领域，拉明随后也加入了《加勒比海文学》。H.G. 威尔斯（H. G. Well）的《历史纲要》（The Outline of History）给拉明带来了很多启发。1946年，拉明到特立尼达的学校任教，在这里，拉明接触了加勒比几乎最活跃的作家群体，也接触了一些国际左翼人士。
拉明属于疾风世代，即1948年裁定为英国公民后移民英国的世代。拉明于1950年离开加勒比海地区前往伦敦，与特立尼达作家萨姆·塞尔文同船，当年离开的还有V. S. 奈保尔，两人文学观不同。正是拉明离开加勒比这一年，巴巴多斯有了承认选择权。在伦敦，拉明还会遇到安德鲁·索尔基、罗杰·梅斯、威尔逊·哈里斯、约翰·赫恩、卡马乌·布瑞斯韦特、埃德加·米特霍尔泽、德里克·沃尔科特，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很难命名的群体。受亨利·斯旺西（Henry Swanzy）之邀，拉明作为撰稿人之一服务于BBC西印度频道的“加勒比之声”节目。
拉明参加了1956年在巴黎举行的第一届国际黑人作家和艺术家大会，与雅克·斯蒂芬·亚历克西斯、艾梅·塞泽尔、谢赫·安塔·迪奥普、弗朗茨·法农、让·普里·马尔斯、理查德·赖特同席。在这一众黑人作家中，拉明的独特性日后才逐渐显现。拉明认为，黑人性应为某种必要的策略，而非某种本质，在这一点上，他与弗兰茨·法农背道而驰。拉明认为，必须承认独立于公共领域的另一种主权，即个人而非权威和群体的主张。“我认为仍然有可供选择的区域，一种独立的自由的选择，关于你对待某事的意义。无论你周围的力量以多大的优势要求你放弃它，这个区域都没有必要被放弃。”拉明在一个访谈中表示。
1980年，拉明返回巴巴多斯。某一种意义上，拉明并没有充分信任或者接受加勒比或者巴巴多斯之外的世界，西方世界，但同时他看到了纠结在加勒比或者巴巴多斯本土的文化，以及他们生机勃勃的能量。1970年代后，加勒比文学的中心地带已从西方世界迁移到古巴，古巴的美洲之家就是加勒比文学的重要基地。
亚伯拉罕·耶霍舒亚（A. B. Yehoshua）：以色列“国家一代”翘楚
以色列“国家一代”翘楚亚伯拉罕·耶霍舒亚因食道癌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逝世。耶霍舒亚于1995年获得以色列文化领域最高荣誉以色列奖。耶霍舒亚和他的同时代作家扮演着双重角色，自由作家和自由知识分子，这两个身份大抵上融合在了一起。
耶霍舒亚与好友阿摩司·奥兹属于以色列“国家一代”，即生长于以色列建国后，大约在1950、1960年代登上文坛。国家一代是经由1961年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审判等事件后内化了民族身份和公民身份的第一代以色列公民。除他们之外，国家一代作家还有阿哈龙·阿佩菲尔德（Aharon Appelfeld）、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西蒙·巴拉斯（ShimonBallas），以及前辈作家阿格农（Shmuel Yosef Agnon）、耶胡达·阿米亥（Yehuda Amichai），他们在心智和精神上与更年轻的作家有很多共鸣。在他们之前是，以哈伊姆·古里（Chaim Gouri）、阿哈龙·麦吉德（Aharon Megged）、约拿单·拉托什（Yonatan Ratosh）等人为代表的帕尔马赫（Palmach）一代或者独立战争一代，他们也拥有反抗精神和民族意识。帕尔马赫一代接受的主要是经由苏联过滤的现代文学，如杰克·伦敦、约翰·斯坦贝克，以及俄罗斯作家们；国家一代接受的主要是更世界主义的现代文学，如T. S. 艾略特。
耶霍舒亚关注代际冲突、已僵化的理想主义、无目的的中产阶级生活、破坏性极强的极端主义者、破碎或紧张的婚姻关系、糟糕的性，如此强烈的现实感并非现实主义，而是源于以色列文学中对社会境况的合作伙伴关系。他最重要的作品《曼尼先生》（Mr. Mani）就聚焦于五六代犹太人200年的流亡生活。“怎么样保持个人经历与他和民族没办法摆脱的联系之间的微妙而又适度的平衡”，耶霍舒亚在他的第一本中译本《三天和一个孩子》中如是告知中文读者，“每当我写的小说重心偏向了民族总体方面或者与之相反的个人方面，我总是对受到歧视的另一方有着某一些程度的负疚感”。从文化语境上看，以色列不属于中东而属于地中海，属于蓝色、绿色、白色的地中海，并同希腊、意大利、埃及、马耳他、土耳其联系在一起。因此，以色列文学提供了一种很不同的世界文学类型。
在一个访谈中，耶霍舒亚将作家分为世界的作家和主体作家。世界的作家将人物很好地安置在一个世界，读者进入其中很轻易就能找到方向，典型的世界的作家有阿哈龙·阿佩菲尔德、威廉·福克纳、普鲁斯特等。主体作家则专注于某种形象、某种主题，像索尔·贝娄、陀思妥耶夫斯基、加缪。乔伊斯是混合体。耶霍舒亚将自己归类到主体的作家中。同时，耶霍舒亚认为今天的议题是寻找一个填补已不存在的世界的主体，耶霍舒亚是对的，世界已不存在，而主体还在召唤着他的受众。
在政治立场上，耶霍舒亚属于以色列鸽派，是即刻和平主要成员。近年来，他对外宣布两国方案不可行，并与自由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决裂。他认为，散居是犹太人的重大失败——散居犹太人对待犹太身份就像对待外套一样，他们一会是意大利人一会是美国人——，而大屠杀就是这一失败的后果；他敦促散居海外的犹太人返回以色列，同时又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耶霍舒亚在一篇文章中表明，反犹主义根源于两种想象力，即犹太人的想象力和非犹太人的想象力。也就是说，犹太人的身份是虚构的、多变的，并没明确的界限；非犹太人可通过犹太人身份的特性对犹太人进行新的界定、评估，采取具体的行动达到排斥、煽动等效果。这也是怎么回事，反犹主义可以在没有犹太人在场的环境中运动。
耶霍舒亚属于来自希腊塞萨洛尼基的塞法尔迪犹太人，他在凯雷姆·阿夫拉罕长大，这里是作家和艺术家聚集区，奥兹也生活在这里。他先后就读于希伯来大学、索邦大学，中间穿插着入伍生活，他曾加入希伯来童子军，也曾参与西奈半岛战争。耶霍舒亚还在世界犹太学生联盟担任过领导职务。耶霍舒亚和阿佩菲尔德、奥兹是朋友，他和奥兹相隔几条街、几乎亲如兄弟，他们相互阅读彼此的草稿。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戏剧导演之一彼得·布鲁克在巴黎逝世，1970年以来他一直居住在巴黎。就目前来看，布鲁克是中国大陆读者最熟悉的二十世纪戏剧导演，这还在于其跨文化戏剧对诸多非西方正统议题的涉及以及扩展，其在戏剧表演中还有诸多基于此的改良。布鲁克托尼奖、劳伦斯·奥利弗奖、艾美奖、意大利音像奖、欧洲戏剧奖、易卜生奖以及莲花士勋章、高松宫殿下纪念世界文化奖 、京都奖等。
戏剧导演的身份贯穿了布鲁克的一生，也构成了他生命的主轴。1943年布鲁克在伦敦火炬剧院执导了他第一部戏剧《浮士德博士》，1946年因《爱的徒劳》而显山露水，1950年代中后期他已是名声赫赫的戏剧导演。在其戏剧生涯的头十五年，布鲁克主要服务于商业剧团，先后在伯明翰话剧团、伦敦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皇家歌剧院执事，也担任过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董事。
1960年代初期，布鲁克开始完全专注于戏剧，主要有以下几个事件构成：不再导演电影；在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上演的《李尔王》的成功；以《马拉/萨德》等为标志的转向。这最后导致了1970年《仲夏夜之梦》的圆满胜利。《空的空间》可以说是他的一个随笔，他在本书中主要表达了反对僵死的戏剧的观念。他在稍晚些的一篇文章中称，不能将戏剧分为政治的、精神的、娱乐的，只存在一种完整的戏剧，它包含了所有这些元素。
1971年，布鲁克与米雪琳娜‧罗桑成立跨国家、跨种族的国际戏剧研究中心，剧团于1974年入住建于美好时代的北方布非剧院，从1971年到2008年/2011年，布鲁克一直为剧团服务，他退出前的头衔是艺术总监。1971年到1973年间，布鲁克带剧团去往沙漠、丛林、村落、难民营演出。据了解，布鲁克在排练中从未发过脾气，有时还会比较疏离。
国际戏剧研究中心指向了种族主义及其解决，以及世界剧场/环球剧场的生成。布鲁克的世界剧场以1985年在阿维尼翁节上演的《摩诃婆罗多》为最重要。除《摩诃婆罗多》之外，布鲁克的重要作品还有《群鸟会议》（The Conference of the Birds）基于阿塔尔原作的改编；《谁人》（LHomme Qui）基于奥利佛·萨克斯的《错把妻子当帽子》（The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a Hat）对精神病理状况做揭示；《谁在那儿》（Qui Est Là）对阿尔托、布莱希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戈登-克雷格、世阿弥元清的再现；《蒂尔诺·博卡尔》（Tierno Bokar）基于阿马杜·昂帕泰·巴对苏菲派圣者蒂尔诺·博卡尔及其背后的世界和议题进行访问；以及他最新的作品《为什么》（Why?）。
理查·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认为，彼得·布鲁克所实践的——尤其以《摩诃婆罗多》为代表——是跨文化戏剧，而非先锋戏剧。“跨文化表演的发生横跨庞巨的交汇、风格及意图。宗教法庭审判官依靠圣经，狂信可兰经，印度等级制度的奠基者借助奥义书。这一个话题引向我要谈的第五种先锋派——跨文化先锋派。无论何种原因，遗留殖民主义，美国帝国主义，人们到处掠取着物质，现代化遍布全球，一切商品，从机场到服饰、世界风尚，无所不在。先锋派艺术家们还产生着各种作品，这些作品居于或超越了各种边缘政治的、地理的、人格的、种族的和观念的。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所谓全球价值观念每天还撞击着根深蒂固的地方价值观念。结果就是冲突、干扰、动乱、对前途的不安及对历史的纷争。”理查·谢克纳在一篇论文中写道。
·易卜拉欣·沃萨姆是索马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其年少时就有一个绰号，“哈德拉维”，意即语言大师或者语言之父。哈德拉维是现代索马里文学的支柱，同时也是非洲重要的和平倡导者。有人将其称为索马里的莎士比亚。哈德拉维曾因语言文字上的革新获克劳斯亲王奖。
哈德拉维1943年出生在时英属索马里布拉奥的牧民家庭，二战以来布拉奥一直是反殖民浪潮的核心地带。1953年后，哈德拉维随家人定居在索马里人散居的也门亚丁，亚丁是一个富有活力的多元文化地区。哈德拉维在亚丁成长为语言大师哈德拉维，他很长时间在拉福尔学院任教。1960年代英属索马里独立并与意大利属索马里合并后，哈德拉维迁往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以躲避亚丁的后殖民暴力冲突。1973年到1978年，哈德拉维因为隶属于前政府的文化部门，同时其诗作和戏剧《哀歌》（Tawaawac）批评·西亚德·巴雷（Mohamed Siad Barre）而被监禁在内陆小城刚萨赫德雷。1978年，哈德拉维担任索马里共和国科学人文学院艺术部主任，同时参与在埃塞尔比亚的索马里民族运动，在伊萨克种族灭绝中为伊萨克族发声。1990年代初·西亚德·巴雷倒台后，哈德拉维移居伦敦，并在此生活了几年。21世纪初，哈德拉维搬回布拉奥。
哈德拉维的诗歌鼓吹社会主义，歌颂家庭。他最早的诗歌可以追溯到五六岁时为悼念母亲时，他的一些诗歌献给了他的好朋友兼同事，已故的·哈希·达马（Mohamed Hashi Dhama; Gaariye）。哈德拉维受到已故埃及统治者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泛阿拉伯主义的影响，以及帕特里斯·卢蒙巴泛非洲主义的启发。
哈维尔·马里亚斯因新冠肺炎及其引发的并发症在马德里逝世，这距他的71岁生日仅有9天。在世时，马里亚斯已是最重要的西班牙作家之一，以及最重要的西班牙语作家之一。2006年，马里亚斯当选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位列R扶手椅；此前的1994年，马里亚斯因父亲在院拒绝加入该院。此外，马里亚斯还是英国皇家文学学会的会员。生前，马里亚斯获得的最高奖是国家最佳翻译奖、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米格尔·德利贝斯国家新闻奖、罗慕洛·加里戈斯奖。由于他的去世，他再也没机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及塞万提斯奖。几乎所有作家都一致认为，这些荣誉本应属于马里亚斯。同时，马里亚斯也是畅销作家，他的《如此苍白的心》（Corazón tan blanco）在德销量超百万册。
马里亚斯最尊贵的一个身份或许是雷东达岛（Redonda）的泽维尔国王。1997年，《万灵》（Todas las almas）的英译本推出，马里亚斯对加勒比小岛雷东达岛的记录与虚构吸引了在任国王乔恩·温尼·泰森的注意，后者决定将王位传给马里亚斯。不过，马里亚斯的王位存在争议，雷东达岛无可争议的第一任国王是M. P.希尔，希尔的王位通过两位中间的继承人才传到马里亚斯。像前任国王一样，马里亚斯以雷东达岛的名义向在世作家授予荣誉称号，被授予的作家包括爱丽丝·门罗、翁贝托·埃科等人。
2000年，马里亚斯与卡梅·洛佩斯·梅卡德尔（Carme López Mercader）成立了雷东达出版社。出版社驻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两地，马里亚斯与梅卡德梅卡德尔各在一地，出版社没有工作人员和团队，也基本上没有新闻。雷东达出版社每年推出两到三部作品，均为译作，部分作品由马里亚斯亲自翻译。由马里亚斯用尽心思挑选、雷东达出版社推出的书籍大多是被“掩埋”的经典，私人回忆录或带有回忆录性质的作品居多。除了少量经典作家如罗伯特·史蒂文森（Robert Stevenson）、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等，雷东达出版社主要聚焦于非经典作家如托马斯·布朗爵士（Thomas Browne）、史蒂文·朗西曼（Steven Runciman）、阿隆索·代·孔特雷拉斯（Alonso de Contreras）、朱塞佩·巴勒蒂（Giuseppe MarcAntonio Baretti）、弗农·李（Vernon Lee）、弗里德里希·雷克-克泽文（Friedrich Reck-Malleczewen）、珍妮特·刘易斯（Janet Lewis）、M. P.希尔（M. P. Shiel）。此外，出版社还推出了少量原创作品，比如墨西哥作家乔治·伊巴格吉蒂亚（Jorge Ibargüengoitia）。
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马里亚斯在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学习英国文学，1973年毕业获得哲学和文学科学学位。毕业后，马里亚斯专注于英语文学翻译。到世纪末，马里亚斯共翻译了托马斯·哈代、劳伦斯·斯特恩、罗伯特·史蒂文森、约瑟夫·康拉德、凯伦·白烈森、威廉·叶芝、托马斯·布朗爵士、约翰·阿什贝利、W. H. 奥登、华莱士·史蒂文斯、威廉·福克纳、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2位作家的12本书籍。纳博科夫之后，他的翻译生涯就告一段落了。对他来讲，最难翻译的是劳伦斯·斯特恩、约瑟夫·康拉德、托马斯·布朗爵士。1983年到1985年，马里亚斯在牛津大学教授西班牙语文学和翻译理论；1987年到1992年，他在母校康普卢滕斯大学教授翻译理论。
马里亚斯的翻译理论策略并非优先尊重原文，而是创造性改造原文。在马里亚斯看来，译者不应复制、抄袭，也不应使语言腐化。译者面对的第一阶不是原文而是对原文的铭记，第二阶是文本的社会与语言环境。基于此，译者需要仔细阅读和广泛概念化的能力。他批评博尔赫斯对福克纳的翻译很差，有时还会篡改原文。正是通过翻译工作，马里亚斯理解了什么促成了写作。他的翻译和创作都指向了同一个目标：发明而不是模仿。他有些翻译成了西班牙流行文化的一部分，那句“永远别在爱情的地方说对不起”流传甚广。他后来几度夸耀自己翻译的《项狄传》每个词都深思熟虑过。《项狄传》是他最喜欢的小说，也是影响他最多的小说。
“语言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工具：语言像暴风雨后从屋檐垂落的雨滴，总是掉在同一个地方，使得那里的土壤松软，然后渗入其中，凿成洞甚至挖成渠道。不像是水龙头里滴出的水，经由下水道而销声匿迹，也不在瓷砖上留下任何痕迹。更不像流出的血，只要手边有一条手帕、一个绷带、一条毛巾甚至仅仅靠冲水就能马上止住：如果受伤者并非自残，意识也尚清醒，还可以用手来止血，把手放在自己的胃部、胸部或是背部以压住伤口。”《如此苍白的心》中英方代表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引用道，“在耳际的私语也是最具说服力的吻，就连最执拗的人也会接受。有时候，化解反抗靠的不是眼神、手指、嘴唇，而仅仅是言语，靠它来探察对方，使他放松戒备：在耳际的低声私语和亲吻，几乎就是一种强迫。”这段话可以展现给我们，马里亚斯是如何将侦探小说、小说语言，以及西班牙政治结合在一起的。
马里亚斯1951年生于马德里，他出生的当天，父亲胡里安·马里亚斯登上去美国的飞机，因支持共和反对佛朗哥政权而遭驱逐。在其一生中，马里亚斯对西班牙历史的反省与焦虑并非批判知识分子式的，而是自我乔装、自我变异式的，这种策略已非常少见——他的人物大多多种口音、多种身份，就像历史不同的化身，他们用不确定、非理性拆解着历史的某种想象。
马里亚斯名下有一个网站（），但他既没有电脑又没有手机，有位助手帮助他打理这一个网站，发布他的文章，以及有关他的信息。年轻时，马里亚斯有过极焦虑的日子，怀疑自己是不是有谋生能力，然而随着他的作品一部比一部成功，马里亚斯感受到，耐心发挥了作用。马里亚斯大部分作品都由阿尔法瓜拉出版社出版。马里亚斯很少阅读同时代作家，但他欣赏查尔斯·西米奇、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朱利安·巴恩斯。
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在德国慕尼黑逝世，1980年代后他主要居住在慕尼黑。A. S. 拜厄特（A. S. Byatt）因其通多语、持批判精神、怀有强烈的善恶观、富有人情味称其为“理想的欧洲人”。他于1963年荣获格奥尔格·比希纳奖，1999年荣获普鲁士蓝马克斯勋章，2009年荣获格里芬诗歌奖终身奖。
恩岑斯贝格不曾重复自己，他在不同时期轮替着诗人、散文家、出版商、编辑、播音员等身份。恩岑斯贝格是战后对政治机构进行尖锐的攻击的苍蝇，但很难将其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社会主义者，只能以知识分子看待他，他自诩“我更喜欢争辩而不是自白。我更喜欢怀疑而不是情绪。我不需要一贯的世界观”。同时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他从未从人文群体中孤立出来，他充分尊敬同龄作家，同时和很多同龄作家建立了良好的友谊，比如他和英格博格·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有过长期通信，通信集不久前刚出版。1961年以后，恩岑斯贝格一直以作家的身份在各地生活和工作，他很喜欢用当地考验查证这个词，他几乎旅经和居住过每一个重要国家。他常居过的城市有斯特兰达、拉努维奥、蒂约姆岛、哈瓦那。
恩岑斯贝格另一个重要身份是出版商，这是他早年间任苏尔坎普出版社编辑后的遗存和延续。1960年，恩岑斯贝格出版《现代诗歌博物馆》（Museum der Modernen Poesie），向德国读者介绍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费尔南多·佩索阿、拉斯·古斯塔夫松。1965年，恩岑斯贝格与友人创办Kursbuch杂志，该杂志在68运动中成为学生的旗帜。1980年，恩岑斯贝格与加斯顿·萨尔瓦托雷（Gaston Salvatore）创办《跨大西洋》杂志。1985年，恩岑斯贝格与弗朗茨·格雷诺（Franz Greno）创办了“另一个图书馆”丛书出版计划，该丛书发掘和推广了一批如今已很重要的作家，其中有雷沙德·卡普钦斯基（Ryszard Kapuściński）、W. G. 塞巴尔德（W. G. Sebald）、拉乌尔·施罗特（Raoul Schrott）、艾琳·迪舍（Irene Dische）、克里斯托夫·兰斯迈耶（Christoph Ransmayr）。
恩岑斯贝格1929年生于纽伦堡的中产阶级家庭，二战期间他与纳粹发生了奇妙的关联——并非君特·格拉斯的“奥斯卡”那种——恩岑斯贝格被强制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但事后因为其文学情怀和反抗意识被开除，也被拉入国家人民军，但最后几天开了小差，并在巴伐利亚的村庄里发现了美国武装留下了的一只箱子，里面装着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威廉·福克纳，以及托马斯·曼、卡夫卡的英语译本。美国文学在战后德国文学的发展发挥着重要影响。1950年代，海明威风靡一时，海明威在德国的变体中存在着沉思的英雄的倾向，还保留有对世界的厌恶。《故事》等杂志了也显示了德国文学和美国文学开始混杂在一起的迹象。1960年代，阿瑟·米勒、田纳西·威廉斯、爱德华·阿尔比在德国剧院登陆，并渗入大众文化；而艾伦·金斯堡、格雷戈里·柯尔索、弗兰克·奥哈拉、杰克·凯鲁亚克的影响横跨了1960、1970年代。在如今的德国文学，这种来自美国文学的强悍的影响已经找不到。
战后，恩岑斯贝格先后在埃朗根·纽伦堡大学、弗莱堡大学、汉堡大学、索邦大学学习，他的博士论文研究克莱门斯·布伦塔诺（Clemens Brentano）。1968年，恩岑斯贝格辞别卫斯理大学，并发表一封公开信谴责美国政府，随后赴古巴生活一年。在这封公开信中，他批评了美国对外政策，比如美国对危地马拉、格林比呀、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干预和压迫。恩岑斯贝格非常形象地说明道，墨西哥游客、意大利商人对美国投射的目光，充满不信任、怨恨、恐惧、仇恨。在古巴，恩岑斯贝格开题了他最重要的作品《泰坦尼克号的沉没》（Der Untergang der Titanic）。
恩岑斯贝格于创始年即1947年加入四七社，四七社是德国战后文学的第一大本营，正是在四七社的引领下，德国文学走出了“内心流亡”的阴影。常被忽视的是，四七社发展出了一套文学和媒体联谊模式，这在全世界文学中都算少见，而在这方面，恩岑斯贝格可算是四七社的代表。恩岑斯贝格从加入四七社，也即踏足德国文坛后便开始施展拳脚，其驾驭媒体的能力逐渐成熟。
在媒介理论范畴内的批判，恩岑斯贝格早期受阿多诺等人的影响，但他很快就告别那种悲观主义，转而信奉葛兰西的“智慧的悲观主义，意志的乐观主义”，后者似乎从未过时。媒介批判是恩岑斯贝格所耕耘的领域中，他的思想得发挥得最彻底、最深入的。在一篇题为《心灵的工业化》的论文中，恩岑斯贝格认为，“文化产业”概念已过时，思想制造工业或者思想工业才是恰当的概念。在恩岑斯贝格看来，思想工业是过去一百年的产物，它的发展速度之快、形式之多，远超出我们的理解和控制；其主体业务和关切并不是销售产品，而是销售现存的秩序，以使支配人的模式永久化，不管谁管理社会，以何种手段管理；思想工业接纳一切，消化它、再生产它，然后“反刍”。思想工业完全取消了退出的选项，但这并非不好的选项，进入这个危险的游戏，承担其中的风险，对所面对的怪物时刻保持警惕，对大家都好。在此基础上，我们大家可以理解，新媒体的锚定不是思考，而是行动，它将一切放在永恒的转盘上，摒弃了资产阶级文化态度比如知识产权、遗产，最终它第一次使记录历史材料成为可能。他也提醒我们，思想工业是大于知识分子所在的工作领域的，如恩岑斯贝格所设想的媒体的建立却有赖于全社会的参与、学习、生产，人类还走在探索它的道路上。
香港作家西西、“香江四大才子”倪匡、中国儿童作家与译者任溶溶、法国哲学家与诗人米歇尔·德吉（Michel Deguy）、“伊朗的索尔仁尼琴”萨·巴拉赫尼（Reza Baraheni）、布克奖双冠主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1987年到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族裔、语种最丰富的一个阶段）谢尔·埃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史上最重要的越南裔作家之一琳达·莱（Linda Lê）、亚马逊文学代表人阿马杜·蒂亚戈·德梅洛（Amadeu Thiago de Mello）、荷兰“五十年代人”（De Vijftigers）雷姆柯·冈波特（Remco Campert）、卓越的“戏剧独白者”理查德·霍华德（Richard Howard）、当代波斯语经典伊拉吉·佩泽什克扎德（Iraj Pezeshkzad）、首届阿拉伯小说国际奖得主巴塔·塔希尔（Bahaa Taher）、意大利顶级作家拉斐尔·拉卡普里亚（Raffaele La Capria）、俄罗斯作家尤兹·阿列什科夫斯基（Yuz Aleshkovsky）、伊比利亚美洲最重要的女科幻作家安赫丽卡·戈罗迪舍尔（Angélica Gorodischer）、奥地利不朽作者盖哈德·罗特（Gerhard Roth）、斯洛维尼亚人鲍里斯·帕霍尔（Boris Pahor）、韩国作家与思想家金芝河（김지하）、巴勒斯坦阿拉伯语诗人汉娜·阿布-汉纳（Hanna Abu-Hanna）、波兰左翼作家雅罗斯瓦夫·马雷克·雷姆凯维茨（Jarosław Marek Rymkiewicz）、“突破者”宮崎学、匈牙利最畅销的作家莫尔多瓦·久尔吉（Moldova György）、缅甸作家觉敏友（Kyaw Min Yu）、缅甸国家文学奖终身成就得主吴苏（Maung Paw Tun）、印度那加族“发言人”特姆苏拉·奥（Temsüla Ao）、保加利亚当代经典作家安东·唐契甫（Anton Donchev）、非洲重要的知识分子奧黛特·罗伊·福姆伦（Odette Roy Fombrun）、逝世前巴西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內莉达·皮农（Nelida Pinon）、埃及作家与学者萨拉赫·法德勒（Salah Fa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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