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理论和实证层面讨论了最低工资上涨对中国出口企业国内附加值比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理论模型指出最低工资通过要素替代和成本加成两个渠道影响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前者意味着当部分劳动力成本上涨时，企业可用其他生产要素进行替代，但替代的有效性取决于企业对低技术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后者则表明最低工资将改变企业的定价决策，进而促使其调整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比率。本文基于2000-2007年中国企业层面微观数据，利用实证方法验证了理论预期，并发现：（1）最低工资上涨对加工贸易企业、低生产率企业和低资本劳动比企业的负向影响显著小于别的企业；（2）最低工资上涨使得出口企业的成本加成率下降，进而导致其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比重降低。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贸易自由化的逐步推进，全球化生产分工日渐盛行。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设厂生产以充分的利用其在劳动等生产要素上的比较优势，而发展中国家也可通过为外国企业代工，增加就业并促进经济稳步的增长。这导致了跨国公司和加工贸易的兴起。2000-2009年，加工贸易占据中国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并带动了中国的经济稳步的增长。然而，生产的全球化使得传统的贸易总量指标难以确切地体现各国在全球贸易中的真实贡献。如果以传统指标来衡量中国的贸易情况，则毫无疑问地将夸大中国出口企业的贡献度（李昕和徐滇庆，2013）。因此，一些文献提出用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来衡量各国的线年中国一般贸易的国内附加值比重逐步下降，而加工贸易的国内附加值比重明显提升（Kee和Tang，2016；Koopman等，2012，2014）。

  如何提升出口的国内附加值，促进出口产品从低附加值、低质量向高的附加价值、高质量产品转变，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和文献研究的重点问题。本文讨论了最低工资上涨对中国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最低工资作为一项重要的劳动力市场管制措施，对企业的出口表现将产生非常明显影响。由图 1，2000-2007年中国最低工资的中等水准翻了约一番，与此同时加工贸易企业的国内附加值比重明显提升，而一般贸易企业的国内附加值比重则出现小幅下降。本文的研究指出最低工资通过要素替代和成本加成两个渠道对出口企业的国内附加值产生一定的影响。前者意味着最低工资对出口企业的影响取决于他们对低技术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当非技术工人的可替代性较低时，最低工资上涨可能促使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比重被动提升。后者则表明最低工资将改变企业的定价决策，进而促使其调整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比率。

  有关国内附加值比的研究可分为两类。第一，理论讨论。Feenstra和Hanson（1997）提出的外包理论指出发达国家将一部分劳动密集型的中间投入品外包到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随后，Yi（2003）在动态李嘉图贸易模型的框架下讨论了垂直专业化对二战以来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意义。近期，Grossman和Rossi-Hansberg（2008，2012）则将传统的外包理论进一步拓展到服务外包的层面。第二，国内附加值核算。Hummels等（2001）提出用投入产出表核算出口的垂直专业化程度，这里垂直专业化和国内附加值被看作出口的两个主要部分。Johnson和Noguera（2012）进一步将这一方法拓展到双边贸易中国内附加值的核算上。然而，Koopman等（2012，2014）认为Hummels等（2001）的方法将会显著高估那些加工贸易盛行国家出口的国内附加值。他们利用中国海关HS-8分位产品贸易信息，将中国的投入产出表进行了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分解，并分别计算了这两种贸易方式下行业的国内附加值比情况。苏庆义（2016）进一步核算了中国各省出口的国内附加值。Kee和Tang（2016）则基于企业层面生产数据和产品层面贸易数据，提供了各个贸易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比的衡量方法。张杰等（2013）基于Kee和Tang（2016）的方法，发现中国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提升大多数来源于于非公有制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且对外直接投资是导致外资和加工贸易企业国内附加值比上升的重要因素。

  关于最低工资的经济影响，文献中有诸多讨论（Brown等，1982；Flinn，2006；Egger等，2012；马双等，2012；Stewart，2004；等）。一部分文章强调最低工资上涨对低收入群体（如青少年、女性和年轻人）就业的负向影响（Deere等，1995；Neumark和Wascher，1992）；另一部分研究则指出最低工资对经济发展不存在非常明显的负向影响，更不可思议的是边际上的正向作用（Cahuc和Michel，1996；Card，1992；Rebitzer和Taylor，1995）。随着中国企业层面微观数据的逐步可得，一些文献开始关注最低工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如马双和甘犁（2014）、孙楚仁等（2013）和赵瑞丽等（2018），但关于最低工资和国际贸易的分析并不是很多。早期，Brecher（1974）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框架下讨论了最低工资对行业间贸易的影响，并认为当最低工资产生约束时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经典结论可能不再成立。近期，Gan等（2016）利用中国企业层面数据，研究了最低工资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并发现最低工资上涨10%，则企业出口的概率平均下降0.9个百分点，出口销售额下降0.9%。

  本文构建了最低工资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比的理论模型，清楚地显示了最低工资通过要素替代效应和成本加成效应影响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比重，填补了文献研究的缺失。本文还基于2000-2007年中国企业层面微观数据，创新性地利用实证方法识别了这两条影响渠道，验证了理论预期。本文利用Kee和Tang（2016）的方法度量了中国出口企业的国内附加值比，通过实证分析发现：（1）最低工资对加工贸易企业、低生产率企业和低资本劳动比企业的负向影响显著小于别的企业；（2）最低工资上涨使得出口企业定价高于边际成本的比率下降，进而导致其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比重降低。

  本文行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提供一个简化的理论框架以指导实证分析；第三部分介绍实证策略、关键变量的构造和数据；第四部分进行实证分析——展示基准回归结果和稳健性检验，探讨最低工资影响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比的具体机制，并利用工具变量方法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第五部分总结全文。

  本文发现最低工资上涨通过要素替代效应和成本加成效应两条渠道影响中国出口企业的国内附加值比。一方面，当要素替代弹性较大时，最低工资上涨促使部分企业用资本、中间品等替代低技术劳动力，导致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比下降；而当非技术工人和其他要素间的替代弹性较小时，最低工资上涨可能迫使这一些企业的国内附加值比被动上涨。另一方面，最低工资上涨还使得出口企业的成本加成率降低，进而导致其国内附加值比下降。本文采用中国企业层面微观数据验证了理论预期。实证分析表明最低工资对加工贸易企业、低生产率企业和低资本劳动比企业等对非技术工人依赖度较高的企业的影响显著小于其他企业。

  大规模、廉价的劳动力是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基础之一。然而，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逐步扩大，国内的工资水平也逐步提升，作为劳动力市场重要管制措施的最低工资标准也不断上涨。在这一现实背景下，本文的研究清晰地揭示了最低工资变动影响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比的逻辑链条，有助于全面地理解加入WTO以来中国一般贸易企业国内附加值比下降，而加工贸易企业的国内附加值比上升的特殊现象，同时也为政府在考虑相关政策制定的经济影响时提供了参考依据。

  戴觅、余淼杰、Maitra M.（2014）：《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之谜:加工贸易的作用》，《经济学(季刊)》第2期。

  李胜旗、毛其淋（2017）：《制造业上游垄断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中国工业经济》第3期。

  李昕、徐滇庆（2013）：《中国外贸依存度和失衡度的重新估算——全球生产链中的增加值贸易》，《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马双、甘犁（2014）：《最低工资对企业在职培训的影响分析》，《经济学(季刊)》第1期。

  马双、张劼、朱喜（2012）：《最低工资对中国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经济研究》第5期。

  毛日昇、余林徽、武岩（2017）：《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资源配置效率影响的研究》，《世界经济》第4期。

  单豪杰（2008）：《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算:1952～2006年》，《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0期。

  盛丹、王永进（2012）：《中国企业低价出口之谜——基于企业加成率的视角》，《管理世界》第5期。

  苏庆义（2016）：《中国省级出口的增加值分解及其应用》，《经济研究》第1期。

  孙楚仁、田国强、章韬（2013）：《最低工资标准与中国企业的出口行为》，《经济研究》第2期。

  余淼杰（2011）：《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和关税减免——来自中国产品面的证据》，《经济学（季刊）》第4期。

  余淼杰、崔晓敏（2018）：《人民币汇率和加工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理论及实证研究》，《经济学（季刊）》第3期。

  张杰、陈志远、刘元春（2013）：《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测算与变化机制》，《经济研究》第10期。

  赵瑞丽、孙楚仁、陈勇兵（2018）：《最低工资与企业价格加成》，《世界经济》第2期。

  诸竹君、黄先海、宋学印、胡馨月、王煌（2017）：《劳动力成本上升、倒逼式创新与中国企业加成率动态》，《世界经济》第8期。

  本微信公号版本省略论文的中间部分，全文请参见世经政所网站国际贸易系列（IGT）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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